这份保密资料显示的日期是 1983 年 11 月 24 日，这天苏联体育运动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针对所有田径运动员的“个人特殊药物制剂计划”。官员写道，如果没有“代谢类固醇药物注射”， 那么苏联运动员在夏季奥运会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将会失去保障。

现在，30 多年已经过去了，波图加洛夫医生成为了俄罗斯目前兴奋剂丑闻的中心人物。去年秋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定他为俄罗斯违禁药物的关键代理人，他在近年私自为一些运动员注射兴奋剂，并且隐瞒这些违禁药物的使用，以换取商业利益。

近期关于兴奋剂事件的披露，让国际相关机构不得不取消俄罗斯田径代表队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资格，反兴奋剂机构的官员称，这是至少近十年来奥运历史中最严重的惩罚。

在本周的田径项目中，没有人代表俄罗斯出战，而在以前，俄罗斯的运动员经常会站上田径比赛的领奖台。

1983 年的这份资料和前首席医生格里高利·沃罗比耶夫（Grigory Vorobiev）的叙述，为俄罗斯自何时开始执行由国家资助的兴奋剂计划提供了新的证据。格里高利曾在前苏联田径队工作三十多年。

不为运动员注射代谢类固醇药物只有一个原因，相关官员写道：没有明确信息显示这些药物在多久之后会在药检中有所显示。这个问题需要前苏联反兴奋剂实验室的主任来回答。

不择手段也要赢

86 岁高龄的沃罗比耶夫身高仍有一米八。在圣彼得堡（当时的圣彼得堡还叫做列宁格勒）念完医学院后，1950 年代他曾效力于前苏联发展篮球队，但他并没有发展成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他觉得这种事业太不稳定。他不无自豪地说，当时训练他的，就是日后在 1972 年奥运会上带领前苏联战胜美国队的那个教练。

他在俄罗斯的运动药品事业贯穿整个 1990 年代。因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沃罗比耶夫在五年前离开莫斯科来到芝加哥，他的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在芝加哥。

在两天的采访过程中，在他住的养老院的楼内，大厅里满是俄语报纸，沃罗比耶夫在回忆自己的运动生涯时，也穿着后背印有“CCCP”（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字样的田径服。他在儿子的鼓励下开了口，儿子在最近几周一直陪维罗多耶夫去医院，他说，由于最近兴奋剂事件的曝光，希望他父亲的故事能够被记录下来。

前苏联田径队的首席医生格里高利·维罗博耶夫已经在芝加哥住了五年。图片版权：Alyssa Schukar/《纽约时报》

沃罗比耶夫讲俄语，他的儿子为他翻译，看到那些文章、档案和运动员们运动时的黑白照片，激起了他从 1959 年那时起的回忆，当时他是苏联第一名全职的运动医生，他的回忆比其他人更生动详细。他专门负责帮助顶尖运动员增强协调性、力量以及灵活性，也是治疗足部损伤的专家。

他不带有任何情绪地讲述了一个不择手段去拿奖的体系，而不被发现才是至关重要的。他诉说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但他也会在矛盾中斗争：作为一个田径比赛医学委员会全球监管机构的成员，他将反兴奋剂列为一项国际性的斗争，但同时他又清楚，俄罗斯的很多顶尖运动员都在使用违禁药物。

俄罗斯体育局和运动科学研究院没有对电话和邮件问询做出回应。

沃罗比耶夫医生说，他不确定 1983 年的兴奋剂计划是否真的实施过。不过在交流中，记者捕捉到了前苏联体育委员会以结果为导向的心态，而且沃罗比耶夫称，随着运动员们一门心思想服用药物，这种心态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官员们大致列出了一个管理类固醇药物注射的计划，注射的对象都是极少服用口服类固醇药物、表现一直良好，并有望获得奥运奖牌的选手。他们称在 1984 年 2 月的最后一周和 3 月的前两周进行了注射，在比赛开始前的 145 到 147 天前结束，并确保这些运动员保持“高强度或亚高强度”的训练。（被认为可能注射了兴奋剂的身材瘦高的运动员的名字都被涂黑了。）

他说，到 1970 年代时，在他工作中接触到的几百名运动员中，大多数人都要求过使用提高成绩的药物，特别是在参加了国际比赛之后。

他说，当运动员们在个人咨询中征求意见时，他会告诉他们“尽可能少服用兴奋剂”，会提醒他们留意痉挛和声音的变化，这些都是过量使用药物的征兆。最重要的，他会强调药物并不能替代严格的训练。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选择使用违禁药物，还辩解说并不是所有前苏联运动员都有过不光彩的经历。他也无法估计究竟有多少运动员使用过药物，因为在私人咨询当中，很多出现明显身体变化的运动员依然否认使用过兴奋剂。

但沃罗比耶夫说，对于顶尖田径运动员来说，口服类固醇类药物并不是稀罕事，他强调，如果他劝告运动员们不要服用兴奋剂，那么他就要因比赛结果不理想受到牵连而立即被解雇。

东德在之后被发现曾实行过更激进的兴奋剂项目，在 1976 年奥运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时东德获得的金牌数量与苏联相当。

反兴奋剂运动在当时还处于初级阶段；体育界的药物管理组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 20 余年后才得以成立。

体育官员意识到，在大型体育赛事中有必要与药物使用作斗争。国际奥委会禁止使用代谢类固醇药物，对这类药物的检测始于 1976 年的奥运会，因此苏联官员为洛杉矶奥运会策划的兴奋剂计划破产了。

沃罗比耶夫称，他一直反对注射类固醇类药物——通常情况下都是在大腿或是臀部进行注射。他认为这种办法强度过大，也有安全隐患。

1983 年写给沃罗比耶夫的上司、前苏联田径运动负责人的信件表明，将注射剂加入“特殊药物清单”的主要目的是应对竞争，这份清单在 1983 年 11 月 24 日苏联体育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之后就已经制定出来供国家队队员使用。（这封信件是《纽约时报》直接从俄文原文独立翻译过来的。）

这三种新增的药物为长效多乐宝灵、康力龙和康力龙注射液，它们都是类固醇癸酸诺龙和司坦唑醇的不同形式。他们说，官员们拥有足够的长效多乐宝灵。

信中说道：“大量数据表明，在下届奥运会中，苏联的主要竞争对手将会使用上述合成代谢类固醇注射液。”

这封信由波图加洛夫签署并保存，上面还有他体育研究所的同事罗舍涅·谢富拉（Roshen D. Seyfulla）的签名。信上说，有机会赢得奖牌的优秀运动员是接受注射的主要人选。

信上建议要特别关注那些服用口服类固醇后表现良好的选手。信中说，体育研究所称实验室里有足量的可注射类固醇。研究所的两名官员罗舍涅·谢富拉和 R·D ·波图加洛夫签署了这封信件。根据这份文件显示，最近俄罗斯兴奋剂丑闻中的关键人物波图加洛夫起草了这封信件，将之存档，并把所有的草稿都销毁了。

官员们指示，让那些运动员每人注射三到五瓶 50 毫克装药剂，在奥运会之前的 145 到 157 天进行最后一次注射。

根据这份文件显示，前苏联反兴奋剂实验室也被卷入了这场阴谋，为了应对奥运会药物测试，官员们要靠实验室的人员来确定这些有问题的类固醇在人体系统中会留存多久。

信件称：“放弃注射形式只有一个根本原因：缺乏明确的数据表明到底需要多少时间，药物才能在身体里完全消失。”

信中继续写到：“我们将会在 1983 年 12 月 15 日之前出具正式的建议和结论。”这表明国家体育官员和反兴奋剂当局也串通起来掩盖兴奋剂事件。

反兴奋剂调查人员在上个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就在去年，俄罗斯还发生过这种串通行为，并详细地说明了国家药物检测实验室怎样帮助配制供俄罗斯运动员使用的特殊兴奋剂药剂、并根据国家体育部的命令掩盖禁药违规行为的。

1984 年 5 月，在这份概述了兴奋剂计划的文件发出去大约五个月之后，前苏联退出了洛杉矶奥运会。它在一份声明中称，在这届奥运会中，“美国当局和奥运会组织者的行为违背了奥运宗旨”，“沙文主义情绪和反苏狂潮在美国甚嚣尘上”。

沃罗比耶夫说，但利用违禁药物击败竞争的狂热念头并没有消退。他说国内萦绕着一种胜利大过一切的氛围，以至于药物取代了训练、成为了首要的备战方式，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波图加洛夫的地位越来越高。

不同的哲学

几十年来，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对波图加洛夫基本一无所知。而根据沃罗比耶夫的说法，在俄罗斯国内，他是一个“十分博学并具有权威性的”人物，他总是厚颜无耻地宣传自己能够提供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运动成绩的药物。

沃罗比耶夫自己关于培养优秀运动员的哲学和波图加洛夫的不一样，他将这份文件保存了好几十年，因为他认为，这能证明波图加洛夫是如何一手促成前苏联的“科学体育”计划的。

2014 年，两名俄罗斯人揭露说，在俄罗斯政府主导的兴奋剂丑闻中，波图加洛夫是关键的药物派发者，至此他才开始为世界所知悉。

这两位告密者是尤利娅·斯捷潘诺娃（Yuliya Stepanova）和维塔利·斯捷潘诺夫（Vitaly Stepanov）夫妇，斯捷潘诺娃是中长跑运动员，斯捷潘诺夫是俄罗斯反兴奋剂局前雇员，他们告诉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波图加洛夫曾经向斯捷潘诺娃提供过提升运动成绩的药物，并提出了分级支付系统，他会根据运动员的成绩是赢得了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来收取比率递进的费用。

斯捷潘诺夫在今年夏天的一次采访中说，波图加洛夫博士“狂妄自大”，他更关心的是从中营利，而不是见证运动员的成功：“他向尤利娅吹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他已经成就了无数个奥运会冠军。”

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委托进行的调查证实了斯捷潘诺娃的说法，并得出结论说，波图加洛夫的行动范围还要更大。

反兴奋剂机构紧接着在去年秋天发表的一份谴责性报告中表明，俄罗斯政府已经停止了波图加洛夫在俄罗斯田径机构和体育研究所中的职位。

《纽约时报》无法直接与波图加洛夫取得联系。俄罗斯田联和政府研究院都没有回应我们询问他在职状况或联系方式的电子邮件。这两个机构的网站上也没有再列出他的名字。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位发言人说，俄罗斯体育部曾经跟他们说波图加洛夫已经不再为政府工作了。与此同时，针对他工作的调查仍在继续。上个月，全球游泳项目管理机构委任律师调查了波图加洛夫向俄罗斯游泳选手提供药物的指控。

反兴奋剂机构前主席理查德·庞德（Richard W. Pound）主持了去年田径界兴奋剂调查行动，他称，1983 年的文件表明，俄罗斯兴奋剂计划历来已久，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他说：“它展示了所有这些事件的根源所在。我们遇到的这个体系并不新鲜，它是前苏联时代的延续。”

俄罗斯对政府主导大规模性兴奋剂丑闻指控的回应交织着轻蔑和忏悔。弗拉基米尔·普金（Vladimir V. Putin）总统指责说，对俄罗斯的审查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但他也暂停了涉案官员的职位，并宣布俄罗斯将进行广泛努力，以改变国家对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态度。俄罗斯体育部长维塔利·穆特科（Vitaly Mutko）在今年夏天的一次采访中表明，他在 2009 年曾经告诉过普京兴奋剂事件是国家的定时炸弹，他说：“这是文化和教育的问题。”

穆特科说：“我们的目标是拥有一个健康的国家。我们正在抛弃前苏联的传统。”

仍然支持俄罗斯

1990 年代中期，沃罗比耶夫被指控涉嫌为一位运动员提供违禁药品，之后他在国家队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他说，受到质疑的违禁用药包括卡非多，这种药物曾用于帮助俄罗斯宇航员和士兵抵抗疲劳。

他对自己 37 年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表现得很实在，他说：“这就是生活。”他对体育部表现出不变的忠诚，同时也谴责波图加洛夫之流，他认为他们使运动堕落，并转移了人们对经验指导的注重。

提及他 1996 年的离开时他说：“20 年后，这一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你问我对此感到高兴吗？那是当然的。”

沃罗比耶夫退休后仍然对讨论竞赛中身体准备的问题保持着强烈兴趣，他会问问记者的锻炼安排。

关于兴奋剂问题我们谈论了四个小时，谈话中他常常用挥拳和跺脚来强调重点，他说：“训练比类固醇更重要，你同意吗？”

沃罗比耶夫的一只眼睛失明了，另一只眼睛视力也不好。他很少看电视，电视就放在一个小柜子上面，柜子里装着卷成一团的运动袜。

但他还是准备看看这周里约奥运会的田径赛，对最近突然发生的、引发俄罗斯队禁赛的兴奋剂丑闻，他既不谴责也不纵容。他对“奥林匹克运动”及决定谁能参加比赛的问题表达出了一种政客式的支持。

穿着前苏联队制服的他耸耸肩，实事求是地说：“很明显，如果俄罗斯参赛，比赛会更精彩。我希望这将是一个教训，让他们更加努力训练。也许最终类固醇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少。”

翻译 熊猫译社 孙一 曾丹

题图来自 www.courant.com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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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孙杨和澳大利亚游泳选手的口水仗，因为陈欣怡被查出尿检呈阳性，兴奋剂成为了本届奥运会上最受人关注的话题之一。如何对抗兴奋剂，一直是摆在国际奥委会面前的一大问题。

当地时间 8 月 15 日，国际奥委会医疗科技部主任理查德·巴吉特在里约宣布，澳大利亚反兴奋剂实验室发现了一种新的针对 EPO 的基因兴奋剂的检测方式，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已经证明了这种检测方式有效。

EPO 指的是促红细胞生成素，在注射过后，他们能够帮助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氧气供应，从而减少疲劳感，提高反应速度，从而增强运动的表现。以往，运动员通过直接注射 EPO 或者自体输血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成绩，而随着新的能够提高 EPO 水平的基因兴奋剂的发现，EPO 的检测变得越来越困难。

此次发现的基因检测法填补了这一空白。尽管里约奥运会的赛程已经过去了大半，但是根据巴吉特的说法，这一新的检测方法可能会在里约奥运会结束以后得到应用，他们将对运动员的样本进行重新检测，以确定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是干净、清白的。

事实上，国际奥委会在此前就曾经在赛事结束以后，对北京奥运会以及伦敦奥运会的样本进行重新检测，并在这当中发现了 98 个呈阳性的样本，这些运动员最终也因此丧失了参加里约奥运会的资格。

“我们非常有自信，那些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会为此而感到恐慌。”巴吉特说。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兴奋剂一直都是一个无法抹除的问题。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和 2004 年的雅典奥运会是历史上兴奋剂案例最多的两届运动会，分别检测出了 25 例和 26 例阳性案例。在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上，这个数字看似下降到了 9 例，但随着后续复检陆续完成，伦敦奥运会的兴奋剂阳性案例上升到了 39 例。

尽管在里约奥运会之前，国际奥委会给出了整个俄罗斯田径队被禁赛的严厉处罚，但这依然没有彻底阻止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截止目前，里约奥运会已经发现了 8 起使用兴奋剂的案例，其中就包括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

由于兴奋剂始终是一种见不得光的东西，所以目前并没有精确的数字统计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不过，一项匿名调查显示，29% 的运动员承认自己曾经使用过兴奋剂，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能够检测出的阳性样本仅占全部样本数量的 1%。

尽管此次开发出的新的 EPO 基因药物检测方法能够找到一些漏网之鱼，但这同样也说明兴奋剂的检测方法的研发始终要比兴奋剂本身的研发落后得多。要彻底消灭运动场上的兴奋剂，目前来看还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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